随着北极局势的迅速变化，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中国和欧盟（EU），对北极事务的关注和作用日益增强。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地区的具体利益和动机已经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讨，De Mestral, Nielsson 和 Magnússon 以及Wegge等学者也已经就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利益驱使作用下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做出评价，但他们的参与都非常短暂。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基于二手资料，如非官方媒体报道；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指明他们所依靠的数据源。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少数研究包含了关于北极政策零散的原始数据，但大部分都没有系统的方法论。现存的调查大部分都忽视了系统考察，即没有考察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为其参与北极事务寻找合理解释时，是否与那些关于正当性的学术观点相一致。
为了能系统地探究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证明其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的，我们需要全面收集原始数据，即参与国官方北极政策的相关数据，并在特定背景下进行分析。这些政策大都体现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官方新闻稿以及领导者讲话和声明中，以上内容都可以作为话语进行分析。然而，现有的调查研究缺少系统的话语分析。当调查参与国官方的北极言论时，其对于北极的官方态度/立场会有所涉及，但都非常肤浅。鉴于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参与国对北极的官方态度/立场在其实际参与北极事务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用系统的方法论进行全面的话语分析，以此来探究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北极的态度/立场，以及在其官方态度/立场下，如何为参与北极事务做出合理解释。
鉴于北极环境变化对北极事务的广泛影响，且几乎所有北极事务参与国都经常在其官方政治话语中提及北极环境问题，本文将专注研究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事务中的环境话语（‘北极环境话语’）。北极环境话语指用于阐明北极环境相关问题的官方政治话语要素，例如北极气候变化、人类和北极环境的关系以及北极环境的未来等。
尤其在2007年8月后，中国和欧盟作为主要的非北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表现出了对北极事务愈加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此外，中国和欧盟经常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且似乎都采取了一些相似的措施，发挥各自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例如，中国和欧盟都突出了他们对于北极气候变化的强烈关切，以及他们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不断作出的贡献。尽管存在许多相同点，中国和欧盟的运作背景却有所不同。比如，欧盟与北极与许多直接联系。由于地理上的联系，欧盟比中国等其他非北极国家更易受到北极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和欧盟在北极地区的不同情况导致其参与北极事务的方式各有不同。因此，对比分析中国和欧盟官方的北极环境话语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参与情况。
方法论和分析框架
非数值数据主要来自2007年8月至2019年11月（本研究开始）间的一手资料。数据包括参与国北极政策文件和其他与北极事务相关的官方文件，相关官方新闻稿和新闻发布会，以及重要领导人讲话和声明。除此之外，权威媒体报告作为中国的二手数据来源，以补充其北极政策文件和新闻稿的不足。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仅发布了一份北极政策白皮书。目前，该研究数据的获取渠道是开放的。
在收集到的官方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系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和欧盟北极环境话语的官方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该话语分析从态度资源和理由资源角度进行，强调了话语的功能：‘表达’和‘说服’。本文中，我用‘态度资源’表示在北极环境话语中，传达官方对与环境变化相关的北极事务的态度/立场的话语要素。例如，在欧盟北极环境话语中，“欧盟在减少北极有害污染方面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重要角色”，以及“欧盟在极地资源可持续开发方面具有技术优势。”，都体现了积极的自我评价。同时，我用‘理由资源’来表示说话者在北极环境话语中证明其参与北极事务合理性的话语因素。例如，在中国的北极环境话语中，“北极气候变化... 对中国天气、气候、生态系统，农业生产成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北极冰川消融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影响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明确强调中国已经受到北极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以此来证明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北极事务的必要性。
内容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补充和加强，其方法是确定在北极环境话语和时间变化中所使用的官方态度/立场和理由主题的程度。混合的方法可以探究“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话语结构的“多元性、多样性、不稳定性和历史偶然性。”
态度资源的具体分析框架通过调整并进一步发展评价理论（the Appraisal Theory）得出，在本文中为话语分析类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评价理论强调语言的各种评价用途，并且能通过话语评价帮助调查者捕捉态度、价值立场以及发言者的观点。此外，该理论强调了‘说明’和‘解释’分析，关注语言表层下的语义本质，即语义意义、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立场。据马丁和怀特（Martin & White ，2005）的研究，存在两种广义态度倾向---积极态度/立场和消极态度/立场。在本次研究中，积极和消极态度倾向下形成六种态度/立场：‘意愿感’‘安全感’‘影响评价’‘自我评价’‘他人评价’‘评价他人’。
理由分析框架通过将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得出，包括‘必要性’‘重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四大类。具体而言，参与北极事务的‘必要性’侧重于‘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紧迫感’以及‘责任’；参与的‘重要性’强调‘贡献’和‘价值’；‘合理性’包括三个要点--‘北极环境和相关北极事务的跨地区和全球性质’，‘可靠性’，以及‘双边、多边参与’。
态度资源对比
使用北极环境话语时，中国和欧盟都注重传达他们对于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事务的官方态度/立场。根据严格的数据分析，中国和欧盟的态度资源似乎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总体而言，在北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和欧盟都对于北极事务持乐观态度/立场。例如，中国和欧盟都非常关注在北极环境变化背景下北极贸易、航运、能源和矿产资源、渔业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并且中国尤其重视北极的航运机遇。中国和欧盟还表现出积极参与因为北极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各种北极事务的强烈意愿。
对中国和欧盟而言，评价资源是主要的态度资源，且都尤其注重在北极地区积极评价自己。同时，双方似乎都有意客观、批判地评估北极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此外，中国和欧盟鲜少在北极环境话语中传达‘安全感’。尽管北极的变化似乎不会直接影响到非北极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例如中国和欧盟，但北极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前景确实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和欧盟的能源安全相关，且北极气候变化的确对中国和欧盟的气候安全产生了影响。这样的态度/立场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和欧盟作为非北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有意减少国际社会，尤其是北极国家对其参与北极事务的怀疑和抵制，其方法是避免在参与北极事务时提及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安全问题一般属于‘高级政治’范畴，在主流国际政治中，这对国家而言更为敏感，也更容易吸引国家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国家北极话语中经常提及安全问题会导致北极国家的误解甚至过度反应。这样的逻辑似乎同样适用于理由资源分析。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相似性，中国和欧盟在态度资源方面也存在不同点。首先，二者的态度/立场有不同的时间特性，中国北极环境话语中态度资源的频率整体上不断提高，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中国发布其首个北极政策白皮书时到达顶峰。这反映出，尤其是在2016年后，中国对北极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北极气候变化和相关的北极事务正在逐渐进入中国政治议程。尽管在2012年和2016年北极政策更新后，欧盟态度资源出现周期性的波动，但与中国相比，其分配更加均衡。由此可见，欧盟自2008年北极政策后已经形成自身的态度/立场，并且正在有规律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欧盟对北极的态度/立场更加成熟，能够更好地指导其在近期和将来参与北极事务。
其次，欧盟更注重在北极环境话语中积极评价自己。在一些例子中，欧盟倾向于将自己置于‘领导者’的位置，尤其是在北极环境变化治理和北极研究中，而中国从未在其北极环境话语中作出相似评价。原因之一可能是欧盟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通常认为是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领导者，尽管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后，这种领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因此，尽管作为非北极国家行为体，但欧盟可能认为其领导力同样适用于北极气候变化治理中。相比之下，中国看似对国际政治保持谨慎立场，至少在其官方话语中是这样的。因为在北极地区，主要参与者大多都是西方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员国，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大国，在参与北极事务时必须小心谨慎。
第三，其他参与国的评价如何作为态度资源使用也有所不同。该类评价在中国的态度资源中发挥了作用，而在欧盟的态度/立场里则鲜少出现。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不同的话语风格。在中国官方话语中，经常会引用中国古代典籍，也会引用其他国际参与者的官方话语及其主流媒体报道，包括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在中国的北极环境话语中，经常提到北极国家对其参与北极事务的认可和支持，比如冰岛前总统Ólafur Ragnar Grímsson“在北极事务中重要的参与者”，芬兰议会前议长玛丽亚·洛赫拉（Maria Lohela）“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珍贵的伙伴”，以及加拿大外交部副司长（Adam Austen）向外交部部长所说的“积极建设北极的贡献者”。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战略，用来支持其对北极相关事务的积极态度/立场。
最后，相较中国，欧盟态度资源中‘意愿感’的比例更多。这表明欧盟更倾向于在北极环境话语中明确重申其参与意愿。欧盟某些北极参与计划似乎更加野心勃勃。例如，欧盟渴望在北极地区追求建立最高的安全和环境标准，并且一直在努力呼吁所有北极利益相关者都执行这些标准，这可能也是由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规范性力量这一角色所推动的。
理由资源对比
中国和欧盟在北极环境话语中证明自己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时，都强调他们的参与有高度的‘可靠性’和重要的‘贡献’。这与他们在态度资源中强调积极的自我评价相一致：中国和欧盟作为非北极国家，都尝试在北极地区建立一个相似的积极自我形象，即北极地区保护和发展的可靠参与者。同时，中国和欧盟都渴望消除北极国家对其参与北极事务真实意图的怀疑，并希望他们的参与得到欢迎。
为了证明他们的‘可靠性’，一方面，中国和欧盟经常重申保护北极环境和缓解北极气候变化的优先性，他们对于北极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国的尊重，与参与者合作的意愿，曾经做过、现在正在做和能够做的贡献，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描述各自的可靠性时，中国和欧盟的偏好有所不同。中国更加强调其不干涉的立场，充分尊重北极国家的管辖权、主权权利和利益诉求，以及与北极国家追求共同的利益，实现合作共赢。这样谨慎的政策可能是因为中国担心在该背景下可能出现‘中国威胁论’。
不同于中国，欧盟似乎更倾向于强调其对于北极原住民及其社区的尊重和贡献。一种原因可能是北极原住民就住在欧盟国家之中。更重要的是，欧盟对原住社团权利的重视代表了其核心准则之一--‘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基于欧盟法律和政策中的规范。
至于他们的‘贡献’，中国和欧盟都强调了他们在北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努力和贡献。北极研究的贡献经常被重申，但具体的焦点是不同的。欧盟强调其在北极研究中投入的巨额资金，而中国强调了其正在进行的北极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没有透露其在北极研究中实际投入的资金。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欧盟强调了其在某些北极事务中的主导作用，而中国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国际社会中截然不同的角色和情况，这与态度资源中自我评价差异的原因相似，见上文‘态度资源对比’。
此外，对中国和欧盟而言，参与北极事务的合法性在证明其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且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所赋予的参与权也普遍得到了强调。然而，中国和欧盟在尝试确立参与北极事务的合法性时，有更多不同的焦点。中国经常提及自己在主要北极治理体系--北极理事会（the Arctic Council，简称AC）中的观察员地位，而欧盟很少提及其在北极理事会中的地位。2013年基律纳部长级会议中推迟了欧盟的观察员地位的决定，即使北极理事会“肯定地接受了欧盟观察员地位的申请”，且欧盟在最终决议前“可能观察理事会的进展”。这也是为什么欧盟经常在态度资源中强调其渴望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尽管如此，欧盟有三个北极成员国，这意味着欧盟能够代表其北极成员国，通过欧盟的独家权限和共享权限参与某些北极事务。欧盟经常提及该事实来证明其合法性。除此之外，中国和欧盟对其他的理由资源也有不同程度的偏好性。中国强调北极环境和北极相关事务的跨地区和全球性质，目的是为了支持其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以及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紧迫性。确切来说，由于中国是“近北极国家”，中国有时会指出其国内气候、生态系统甚至农业都受到了北极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也考虑到了参与的全球性和紧迫性，但不如中国那么重视。相反，欧盟通过承认其在北极留下的环境足迹，以此来不时地强调其参与北极环境事务的责任。
结论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中国和欧盟在其北极环境话语中的态度和理由资源上存在一系列相似性和差异性。一方面，确定的相似性通常依赖于共同的身份。例如，中国和欧盟都很少表达其安全感，而是经常对多方治理体系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强调其对北极国家角色和权利的尊重。这可能受到他们共同的身份的影响--非北极国家--这要求他们努力减少可能存在的北极国家对其参与北极事务的阻力。中国和欧盟都迫切需要为其全面参与北极事务找到合理解释，包括在北极国家的话语中很难找到的参与必要性。另一方面，确定的差异性表现了中国和欧盟各自独特的特征。例如，中国特别强调其对于北极国家权利的完全尊重，以证明其可靠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社会的认可，以此来支持其积极的自我形象。这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非北极国家的谨慎立场，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外交传统。与中国不同，欧盟将自己看作一个规范力量，并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占据道德和规范的制高点。欧盟尤其强调其意愿和努力，以追求其提出的在北极建立最高环境标准，目的是在北极气候治理中占据关键甚至主导地位，并证明其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者北极环境话语各种官方使用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其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服务。
本文兼具学术和政治意义。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和欧盟的北极环境话语，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和欧盟的北极参与。了解中国和欧盟在北极环境和相关事务上的态度/立场，有助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各自的北极政策，尤其是在北极事务中与这两个重要的非北极国家共同寻找合作空间。此外，对其他或未来具有相同身份的北极利益相关者而言，理由的相似性能在证明自己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时提供指导。
2020年，王跃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目前正在申请北极国际关系与北极治理领域博士学位。
翻译：辛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