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各大国政策所强调的那样，近期，北极呈现出重要的战略意义。北极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广泛而多样。作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印度在该地区拥有合法利益，并制定了自己的北极政策。2021年1月初，“印度北极政策”作为草案文件发布，现一直体现在国家的科学外交路线中。
2021年1月初，“印度北极政策”(IAP)作为草案文件发布，该政策草案符合印度迅速发展的国内外两个层面的科技(“科技力量”)地位。根据全球排名，印度目前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位居世界第三位，其研发(R&D)支出和科技(S&T)出版物也显著上升。随着科技出版物的激增，印度在全球位列第三。
“印度北极政策”是在大国(例如中国)雄心勃勃地在北极地区投资的战略环境中起草的。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本质上是其强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印度以其“可持续参与”外交和“科技”力量恰逢其时地介入北极。
从地理上讲，北极位于北极圈以内，而北极圈包括北冰洋海盆(大约610万平方英里)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阿拉斯加州。加拿大、俄罗斯、丹麦、挪威和美国阿拉斯加州都与北冰洋接壤并对北冰洋拥有直接管辖权。
北极理事会是在1996年《渥太华宣言》（Ottawa Declaration）颁布后这些国家与芬兰、瑞典和冰岛一起成立的一个政府间论坛。该宣言[3(a)、(b)和(c)]规定非北极国家及组织以“观察员地位”参与理事会的工作并为其作出贡献。理事会被设想为论坛，以促进北极国家、北极原住民群体以及其他北极参与者在诸如该地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共同问题上的合作、协调与互动。
目前有五个亚洲国家在北极理事会拥有“观察员地位”，分别是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均于2013年加入北极理事会。印度在2019年将其成员资格再延长五年。接纳“观察员”加入理事会的条件是承认对北冰洋有影响的广泛国际法律框架，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此外还要承认“‘北极国家’在北极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美国坚称，北极理事会“不应处理与军事安全有关的问题”，这是在签署《渥太华宣言》时作为增编补充的。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19年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自从北极地区的局势发生变化以来，北极已经变成了“权力和竞争”的地带，北极八国应该“适应未来的这个新局面”。显然，“权力和竞争”指的是中国不断扩展的影响和活动，而特朗普政府对此持极度保留态度。然而，地缘战略的担忧继续引发着北极国家的焦虑。因此，俄罗斯、加拿大和挪威等国不得不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基础设施。
印度与北极的联系始于一个世纪前，即1920年2月在巴黎签署的《斯瓦尔巴条约》(Svalbard Treaty)。1981年，印度加入了参与南极勘探的国家行列，其极地研究也在那时取得突破。然而，直到2007年科学家们进行了旨在启动冰川学、生物科学、海洋与大气科学研究的印度第一次北极探险之后，这项工作才取得了进展。第二年，印度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国际北极研究基地建立了研究站“喜马德里”（Himadri）。
在另外六年的时间里，来自ESSO-国家南极和海洋研究中心(NCAOR)和ESSO-国家海洋技术研究所(NIOT)的科学家们在孔斯峡湾(Kongsfjorden，北冰洋斯瓦尔巴群岛的一部分)建立了另一设施。该设施是印度第一个称为“IndArc”的多传感器系泊观测站，用于进行研究并收集有关北极气候及其对季风影响的实时数据。这一设施的成功部署被视为印度与挪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进行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典范。
另一个大气实验室于2016年在新奥尔松（Ny-Alesund）Gruvebadet处建立，旨在开始对云层、降水、长程污染物和其他背景大气参数的研究。该北极研究显然有助于启动对喜马拉雅地区冰川的研究。国家极地和海洋研究中心(NCPOR)是印度极地研究方案(也包括北极研究)的核心机构，在《2018-2019年年度报告》中它强调了这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根据报告，“全世界的冰川都在融化，北极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也不例外。斯瓦尔巴群岛的冰川和冰盖面积为34600平方公里，而喜马拉雅占据了近38000平方公里。观察显示，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两个地区的冰川消退进程都显著提高”。
毋庸赘言，这对于像印度这样自身粮食安全取决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国家的农业气候条件具有重大影响。“印度北极政策草案”表示，“极地研究和喜马拉雅山研究之间存在几种协同作用。第三极喜马拉雅冰川拥有世界上地理极点以外最大的淡水储备，北极的研究将有助于印度科学界研究其融化速度。”
在印度，参与极地研究的机构并不多。总部设在果阿邦的国家极地和海洋研究中心隶属于地球科学部，专注于极地研究。虽然外交部负责与北极理事会的交流，但诸如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科学技术部和空间部等其他部委也参与了极地研究。自1981年印度第一次对南极洲进行科学考察以来，该国一直投资于极地研究，并在北极、南极、南大洋和喜马拉雅地区开展了几个项目。
根据“印度北极政策”所附的说明,印度试图利用其在喜马拉雅和极地研究方面的大量科学资源和专门知识，寻求在北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还愿意作出贡献，确保随着北极变得更具开拓性，能够持续地利用其资源，并与北极理事会等机构制定的最佳做法保持一致。
“印度北极政策”涉及五个主要领域： (一)科学与研究；(二)经济与人类发展合作；(三)交通与连通性；(四)治理与国际合作；(五)国家能力建设。显然，“印度北极政策”除了强调科学与研究的重要性外，还将北极地区视为参与人类发展和商业活动各个方面的潜在领域。文件表示：“印度寻求以一种对北极居民，尤其是原住民可持续并有意义的方式参与经济发展。北极为印度企业可以参与的不同行业提供了可行的机会，成为国际商业的一部分，推动了传统的本土知识、企业运营和最佳实践。”
“印度北极政策”认为，北极除了蕴藏着丰富的矿藏之外，还是“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碳氢化合物远景区”，这也使得印度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达150亿美元更加清晰。因此，印度寻求“在其他北极国家也寻求类似的机会”。
政策草案文件也有信心利用印度在数字经济方面的专门知识，促进该区域商业数据中心的建立。报告进一步探讨了“北极地区近海勘探/开采、港口、铁路和机场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这不可避免地要求鼓励在这些部门具有专门知识的印度公共和私营部门公司的参与，鼓励印度工商会加强在北极地区的私人投资，并探索公私伙伴关系模式。该政策草案还表明，将鼓励印度公司获得北极经济理事会成员资格。
印度在北极地区拥有影响力的另一个领域是人类发展。文件指出: “北极原住居民的特有文化正受到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连通性改善的无情影响。这与喜马拉雅人民的社会生态经济困境相似。破坏独特的生态系统和侵蚀传统知识是两者共同的问题。印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拥有丰富的专门知识，并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为协助北极原住民群体应对类似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在交通和连通性领域，印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根据“印度北极政策”的数据，“印度在海员供应国名单上位列世界第三，满足了全球近10%的需求。印度的海洋人力资源有助于满足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
印度预测，北极的无冰条件将很快导致“新航线的开放，从而降低成本，重塑全球贸易。交通量，尤其是通过北方航道的交通量，正呈指数级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四倍。”该政策草案还寻求“探索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与统一深水系统连接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北极的可能性”。印度预计“南北连通将比东西连通更能降低航运成本，推动内陆地区和原住民群体的总体发展”。
印度非常清楚，北极的管理在地缘政治环境中是非常关键的，而且该地区本身“受众多的国内法、双边协议、全球条约与公约以及原住民的习惯法管辖”。因此，北极国家“各自的主权管辖区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需要纳入国际和国家规定的范围。
印度希望通过其北极政策“提高其人力资源能力”。作为其北极参与的一部分，总体方针是“通过加强国家极地和海洋研究中心、让印度的学术和科学机构参与并确定节点机构，扩大北极科学研究的能力、地位和认识”。虽然能力建设的总体重点是科学和技术，但草案文件似乎没有为包括战略组成部分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足够的空间，通过“印度北极政策”为处理这些不同领域所概述的“五大支柱”的四个部分制定印度的北极政策。
即便在疫情肆虐之时，印度仍在全球和地区力量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印度北极政策”。2018年，中国宣布自己为“近北极国家”，并出台了一份概述针对该地区计划的白皮书。尽管中国在北极地区没有领土主权和相关的主权权利，它一直渴望在该地区建立立足点，自称是“近北极国家”。其白皮书概述的2018年“中国北极政策”的战略意义不容忽视。它强调北极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地区。在谈到北极局势时，白皮书指出，地缘政治局势“超越了其原有的北极国家间或区域性质，对区域以外国家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以及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共同未来具有重大影响”。中国也已经做出了让步，也许这是第一次，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不能仅限于科学研究，而将转向一系列的商业活动。这显然成为了中国建设“冰上丝绸之路”项目的一部分，这条“冰上丝绸之路”通过北极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并与2013年建成的北京海上丝绸之路(MSR)延伸出的新“蓝海通道”相吻合。欧洲议会智囊团(EPTT)的一份文件称，“中国的北极政策表明，中国强烈希望推动北极地区治理体系的国际化。这份白皮书不是一份战略文件，更有意思的是它省略了哪些内容，比如国家安全方面，这是中国在北极地区野心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正如欧洲议会智囊团指出的那样，通过自称为“负责任的大国”，强调其“致力于国际法和合作，平衡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中国试图消除北极或非北极国家对其在该地区地缘政治雄心程度的担忧。”
虽然白皮书中经常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专家们质疑中国的诚意和资格。例如，2016年，正如欧洲议会智囊团的文件所说，“中国直截了当地无视最高常设仲裁法院对中国南海海洋主权主张与菲律宾主权主张的裁决，以及中国在若干海洋特征上大规模建造人工岛造成的环境破坏”。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在海洋政策上变得更加自信，但是学者和专家们已经全神贯注于重新构想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实力。例如，大连海事大学(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的李振甫(中国最关注北极问题的评论员之一)在十年前写道：“谁控制了北极航线，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以及新的国际战略走廊”。李说，中国必须“在北极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先发制人的、机警的作用”。
2010年，中国海军上将尹卓表示，北极“属于全世界人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对其拥有主权……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必须在北极探险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考虑到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海事战略的新节奏，这些言论不能被当作纯粹的“学术”或牵强附会的“观点”。毫无疑问，北极资源丰富(拥有全球多达13%的未探明石油和30%的未探明天然气储量)。然而，北极地区已成为地缘政治敏感地带，该地区的气候变暖速度远远快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科学家表示，仅在过去十年中，气温就上升了近1.8华氏度(1摄氏度)。当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考虑将北极变成一个大企业和快速经济发展的地带时，这当然需要高度警惕。
印度的北极政策草案似乎很有可能嵌入其基本方针，通过其科技实力强调了可持续参与的重要性。“印度北极政策”还认识到“北极地区面对气候空前变化的脆弱性”。因此，其强调该地区“基于规则”的治理架构符合印度的长期政策。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1年5月13日的《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KM Seethi 是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圣雄甘地大学（Mahatma Gandhi University）社会科学研究与推广中心 (Inter University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Extension，IUCSSRE) 主任。他还曾担任圣雄甘地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
翻译：滕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