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常常被描绘成没有人类痕迹的原始荒野，而人类定居点和基础设施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然而对于生活在北极地区的人们而言，基础设施和定居点发挥着关键作用。北极地区的居民必须应对北极特有的挑战，如恶劣的气候、永久冻土，以及偏远地区带来的其他问题。本文概述了2022年7月出版的论文集《超越“自然”——北极基础设施和定居点研究》中讨论的主要主题。这些主题涵盖了人类有关自然认知变化对定居点的影响，不同行业与北极定居点和基础设施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种基础设施问题，在为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做准备时都应对这些问题加以考虑。
贯穿本书许多章节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对自然和自然资源利用看法的变化如何影响生活在北极地区的人。答案包括从将自然视为征服的前沿和开发的资源，到更多地关注人们对自然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居住的地方。本书中的一些文章研究了北极定居点的发展和不同的突出产业在北极的作用，如采掘业和旅游业。在规划或为该地区的未来做准备时，出现了广泛的重要议题。与未来人类安全最关键和相关的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如可持续能源，还有对潜在挑战的准备，如空间气象准备和海上应急响应。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此类规划的前进方向也需要考虑原住民的文化认同、活力和繁荣。所有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取决于相关的基础设施。
对自然和自然资源利用的看法
当涉及到处理自然环境的不同方法时，对自然的认知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自然认知的变化是北极地区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这种观点涵盖了从需要征服的边界，需要利用和尽可能多地开发其资源的土地，到一种更有思想的概念，即北极作为一个生活的地方，考虑人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强调与自然的可持续共存。Alla Bolotova和Gololobov在他们的文章中探讨了对自然的态度变化，特别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定居点的建立、法律和政治环境程序和规划之间的联系。
在该文中，Gololobov研究了苏联西伯利亚北部的工业发展及其自然资源的开发。西伯利亚北部广泛的工业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诺里尔斯克市（Norilsk）及其铜和镍工厂的建立，之后许多政治文件要求开发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在“征服自然”或“进军北方”这一基本核心思想的推动下，北方领土的工业化意味着对自然环境及其社会方面的控制，包括对“城市生活”的传播。这迅速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从一个“荒野”空地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地区。Gololobov的研究遵循了整个二十世纪“自然保护”理念的发展。北方迅速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很快导致了环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游说保护环境和制定更多的法律，但没有得到充分执行。时至今日，地方决策者在区域环境立法和保护方面的影响力仍然受到严重限制。
Alla Bolotova的这一章也以苏联的北极地区为重点，评估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相关的苏联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苏联征服自然和进军北方的官方修辞，将自然视为敌对的、空洞的和无意义的，因此需要人类活动为其注入合理性。基于在摩尔曼斯克地区的三个工业城镇——基洛夫斯克（Kirovsk）、阿帕季特（Apatity）和科夫多尔（Kovdor）——的实地考察，Bolotova探讨了北方城市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规划和建立新矿业城镇时与环境的互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北方获得了更加浪漫的形象，作为自我实现和友谊的具有挑战性的领土，这改变了新定居者移居到该地区的动机。然而，现实中严酷的自然环境常常使新到的南方人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居者们将一个陌生且看似充满敌意的景观转变为他们自己的宜居空间，同时也对他们的环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依恋并予以积极关注。因此，Gololobov和Bolotova探讨了苏联和俄罗斯对环境的看法以及对保护和包容环境的措施的考虑。这两篇文章都显示了从对自然资源和“征服北方”的极具开发性的立场，转变为认识到自然的其他价值和利益。
正如Marco Eimermann、Benedict E. Singleton以及Doris Friedrich在他们关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的文章中所述，被认为是可持续和环保的自然利用也发生了转变。在她的章节中，Friedrich评估了与狼有关的冲突对挪威吕西尔（Trysil）城乡关系的影响。城市化的程度、居住地以及与狼的直接接触影响了人们对狼和狼群管理的态度。对自然、捕食者和自然资源利用的不同观念也促成了根深蒂固且看似不相容的态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人类是否应该消灭那些他们认为不方便或不利的动物物种，以及狩猎动物是由非人类动物还是人类猎杀更好的争论。
由于狼的存在，人们对自然的“传统”利用感到不安，这通常被认为包括打猎、将森林作为羊群的牧场、采摘浆果和蘑菇。对许多当地人而言，以这些方式将自然作为一种资源是环保的，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和与“城市生活方式”相关的娱乐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观赏野生动物和利用自然进行运动和娱乐，这些方式可能受狼的影响较小。因此，狼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物种，它分裂了人们，象征着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生活方式、自然观和资源利用的权力斗争。
Eimermann和Singleton分析了与狗拉雪橇有关的生活方式的迁移，这是瑞典北部地区基于自然的融合。林业作为社区的重要经济支柱，得到了狗拉雪橇等自然旅游行业的补充。“Gafsele Open”是一项竞争性的狗拉雪橇赛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以生活方式和土地使用的凝聚力价值观为导向的地方共享机构。基于自然的整合，可以通过对地方和自然利用的共同愿景将不同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然而，作者强调了对自然和自然利用的不同观点，以及与狗拉雪橇活动相关的移民、旅游企业家和当地瑞典人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产生摩擦，并破坏“Gafsele Open”的社区创造潜力。它们进一步限制了其对该地区人口结构的有利影响，该地区的人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
因此，对自然利用的不同观念会导致冲突。这些观念影响了社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和定居点的发展。在处理分歧时牢记这些观念可能有助于缓解冲突，创造更好的合作和共存。
北极定居点的发展和工业的作用
一些文章研究了北极居民点的发展以及北方不同的重要产业，如石油和天然气、旅游业和渔业在此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Alexandra Meyer重点研究了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行政首都朗伊尔城（Longyearbyen）的城市发展和相关政策。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综合影响了该镇的发展，也影响了城市规划方面的挑战，包括住房问题。朗伊尔城作为一个依赖煤炭生产的“公司城”而被建立。在冷战期间，俄罗斯人的存在给挪威施加了使其主权不断合法化的压力，挪威也增加了在朗伊尔城的投资。结果，在欧洲煤炭工业危机之后，该镇被改造成了一个“正常”的城镇，这降低了煤炭行业在经济上维持社区发展的能力。从那时起，该镇的身份一直受到斯瓦尔巴国家政策的国际重要性和越来越多在多元化经济中工作的当地居民的需求之间的巨大压力。
Annett Bartsch研究了俄罗斯北极地区两个定居点的增长和衰退的空间模式。她利用卫星数据调查人类定居点、基础设施和周围的植被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这些转变取决于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工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运输路线的建设，以及军事、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而所带来的变化则包括植被的改变，如该地区普遍褐变或绿化，以及增加了更多有限的持久车辆轨道，这些都促进了下层永久冻土区的融化。Bartsch认为，与经济增长和衰退相比，气候变化对定居点周围植被的绿化或褐变程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后者明显促进了植被恢复。
Dean B. Carson和Doris A. Carson应用基于主体的人口模型来探索瑞典北部定居点层面的人口变化。在20世纪上半叶，瑞典北极地区的北部内陆经历了对其自然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的大幅增长。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繁荣结束了，开始了漫长的人口下降过程。两位作者展示了旅游业在创造当地就业的同时，如何使一个地区的人口发展不稳定，特别是使该地区更容易受到人口流失的影响。这支持了先前的研究，表明北极旅游业的脆弱性。
Birgitte Hoffmann, Kåre Hendriksen，Ulrik Jørgensen基于乌佩纳维克（Upernavik）和凯凯塔苏瓦克（Qeqertarsuaq）的两个定性案例研究，从社会技术角度分析了基础设施系统。他们探讨了格陵兰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开发结构框架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居住模式和基础设施，如岛屿的运作——一系列地理上孤立且需要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在格陵兰，这种关系受到与当地条件没有充分联系的外部意识形态和社会趋势的影响，从而造成了技术和经济动态的问题。尤其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结构框架的变化带来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市场化，导致了中心化、人才流失和部门化，即根据基础设施部门对公司进行细分和重组。因此，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一些社区在维持其周围资源的基础上努力维持生计。作者指出，这使得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开发。
Gertraud Illmeier和Natalia Krasnoshtanova调查了不同类型的道路，以及它们如何在东西伯利亚一个偏远的小社区塑造流动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静止性）和社会性，该社区与其他地方的交通联系稀少且脆弱。他们比较了冬季道路、石油工业道路和森林工业道路的影响和相关经验。这些类型的道路在建立、发展和维护方面依赖于不同的行业。Illmeier和Krasnoshtanova认为，当地居民向外流动的机会仍然很微弱，原因在于部分类型的道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且催生了各种不公正和排斥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用途道路通过使环境退化和密集的工业作业来获得森林资源，这对动物造成了干扰，并阻碍了狩猎等生存活动。相比之下，社区对改善冬季公路的强烈兴趣却不断被公司忽视，而这是村庄与外部世界最重要的联系。
这些研究显示了工业对北极地区定居点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作用。它们都影响着定居点的扩张和衰落，以及影响哪些基础设施被优先考虑，所有这些都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基础设施和定居点也促成或阻碍了当地工业的经济潜力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当地人的流动性或静止性。
为未来做准备
规划或准备未来对于社区和组织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具有潜在巨大影响的快速变化时期。它涵盖了可持续能源、空间气象准备和应急响应等技术性话题。这些话题涉及人类安全的根本。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原住民的文化活力与和谐。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并受到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大影响。
A.R.E.Taylor追溯了北极作为生成“空间气象”科学数据的重要区域的源头。近地空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已经成为工业化社会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有可能破坏通信系统和飞机的电子设备，并诱发破坏性的高压浪涌，可能对管道和电网等导电材料造成损害。作为建立空间气象准备所需的战略科学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主要平台，北极成为一个“缓慢的哨兵”，通过收集有关它的累积数据为准备工作作出贡献。它已被定位为保护和保障通信基础设施的核心，这推动了对日益国际化的北极地区的投资。
Martin Boucher和Joni Karjalainen的章节讨论了安克雷奇（美国阿拉斯加）、萨斯卡通（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和吕勒奥（瑞典）等三个北方城市的能源系统的未来演变。作者研究了预期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归因于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变化的发展，这些变化都推动了有弹性和可持续的低碳能源替代品。通过分析对专家和决策者的访谈，他们对近期发展的看法表明这三个城市有强烈的动机来寻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
Kathryn Schwaeble、Thomas Birkland、Marie Lowe、Martha Grabowski、Daniel Jimenez、Thomas Sharkey和William Wallace讨论了阿拉斯加北极地区人类海洋活动的增加如何导致事故、紧急情况和灾难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许多北极地区的特殊条件使应急反应特别具有挑战性。他们指出，需要在沿海社区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支持应急响应工作，以及需要建立一个包括各级决策者在内的协调机构。
Susanna Gartler、Joella Hogan和Gertrude Saxinger研究了原住民 Nacho Nyäk Dun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Mayo村的“生活文化之家”的规划，该地区在20世纪受到定居者殖民主义和采掘业扩张的深刻影响。Gartler和她的同事强调了参与性的、由社区主导的规划过程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以克服殖民历史并促进本土化，培养文化活力、福祉和自决。
结论
论文集《超越“自然”——北极基础设施和定居点研究》围绕北极地区人类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丰富主题，研究了它们与自然的联系。本文的第一部分特别关注对自然和自然利用的不断变化的看法，指出了这种变化对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影响。本部分重点介绍了人类有关自然认知的发展如何与建立北极定居点、环保立法和政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联系。
第二部分考虑了各种行业与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包括朗伊尔城对煤炭工业的战略作用及其如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对西伯利亚两个偏远定居点周围植被的影响，旅游业对瑞典北部人口发展的薄弱潜力，格陵兰岛基础设施的缺乏如何限制其自然资源作为居民经济基础的潜力，以及一些依赖工业的基础设施对西伯利亚当地居民的不利影响。
第三部分探讨了一些与北极未来相关的问题，如可持续能源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可能性，阿拉斯加北极地区海上应急准备的基础设施需求，北极基础设施在生成数据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电磁干扰方面的作用，以及“文化之家”如何促进加拿大育空地区的文化活力与和谐。
作者简介：
Doris Friedrich 是北极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是环北极地区的人类与环境关系、跨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Doris Friedrich曾是维也纳经济大学的研究员，曾在奥地利文化论坛、奥地利商会、欧盟委员会工作，目前正在维也纳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翻译：王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