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研究在国家和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观点，因为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海冰的迅速融化和消退，海洋活动的加速扩张、石油污染、海洋哺乳动物流离失所、大西洋化进程、碳排放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都引起了北极地区对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担忧。此外，俄乌冲突进一步阻碍了北极地区的国际科学合作。虽然北极理事会（The Arctic Council）继续有限地恢复其活动，但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合作如何继续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的软实力，科学外交在平衡全球利益和共同利益、鼓励科学合作、防止冲突方面发挥了作用，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此外，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日益增多，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机遇，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北极研究的数量大大增加，但其存在的政治性也受到了质疑。因此，科学外交可能仍然是在该地区恢复建设性关系的有效调解。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北极科学外交的成功案例，概述非北极国家在北极科学外交中的作用的未来预测。
热点话题：“北极例外论”的终结？
由于全球化和气候变化，北极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因此，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受到围绕气候变化及其相关风险的科学研究的影响，而上述环境、社会和经济转型也严重威胁着该地区的抵御能力。新兴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一种经济机会，也是对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加速北极地区军事化。
此前，基于科学的软实力、不同程度的科学合作凸显了北极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稳定地区的特点。然而，在大国竞争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北极例外论”已经被打破，原因包括俄罗斯在北方航道沿线的军事化战略和北约的扩张企图，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主张，以及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除了几项经济制裁外，北极国家还暂停参与由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北极理事会，这严重阻碍了与该地区有关的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北极不再孤立于全球地缘政治变迁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这一转变过程视为“北极例外论”的终结。
竞争还是合作？非北极国家与北极科学外交的未来展望
科学外交作为一个新近形成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利用国家间的科学合作来解决共同问题”。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进一步为这一术语增加了三个维度：外交中的科学、为科学的外交和为外交的科学。
具有多样化研究战略的非北极国家的出现以及北极研究的内部化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主题，因为它们往往通过依赖不同维度的科学外交来使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合法化。国际北极研究除了作为开辟交流替代渠道和维持高北地区和平关系的渠道外，还被批评具有政治层面，并有“寻求在北极的战略立足点”等隐藏议程。例如，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的新奥尔松科学管理委员会(NySMAC)最初是作为协调论坛，而现在被宣称为国际北极研究的“事实上”自我管理。此外，中国进行北极研究的动机据称是为了“双重目的”，即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强和测试其在北极的军事技术。
科学外交也被批评为“浪漫化”，因为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科学外交活动可能有相互冲突的议程和多方位的路径。
除北极理事会外，由于俄乌冲突，欧盟、冰岛和挪威暂停了北方论坛（The Northern Forum）内的所有项目，也阻碍了与俄罗斯研究机构的科学交流。因此，北极科学外交目前未能在该地区恢复建设性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国际研究人员呼吁恢复与俄罗斯学者的合作。所有这些呼吁都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敌对国家即使在冷战时期和21世纪的所有其他冲突中也设法继续进行科学交流。因此，他们建议继续进行科学合作，以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科学界可能会成为至少恢复北极科学交流的关键。
土耳其：意料之中（外）的盟友还是战略上的伙伴？
虽然中国在北极日益增加的存在和多层次的意图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人们普遍倾向于忽视其他非北极国家的出现，如法国和土耳其。作为最早在北极建立科考站的国家之一，法国宣称自己是“极地国家”。
与一般观点不同，土耳其并不是一个新兴的非北极国家。土耳其第一届议会议员塞拉尔·努里(Celal Nuri)曾两次(1912-1913年)访问北极地区，并出版了两本关于他在北极经历的书。在他的访问后，土耳其成为美国国家地理协会（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决定参加第二届国际极地年活动(1932-1933)，并参与了后续的极地年活动。
2007年(10月)第四届国际极地年国际研讨会之一在土耳其安塔利亚（Antalya）举行。第二年，挪威王储访问土耳其，参加11月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2015年，土耳其向北极理事会申请观察员国地位。2018年实施土耳其国家极地科学计划(2018-2022)，进一步推动了土耳其极地研究的进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于2019年成立了极地研究所，加速了土耳其极地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后，土耳其于2019年和2022年进行了两次北极科学考察，并于2020年成为欧洲极地委员会（The European Polar Board）和欧盟极地网络（EU-PolarNet）的成员。与韩国、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智利和西班牙签署了极地研究谅解备忘录(MoU)。此外，土耳其决定加入《斯瓦尔巴条约》，并于2022年启动该进程。
土耳其在北极地区的动机近年来也发生了变化。自2015年以来，土耳其造船厂对该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Kuzey Star船厂将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建造一座供核破冰船使用的浮船坞，而Sefine船厂则成为俄罗斯破冰船招标的唯一投标人。俄罗斯国家核动力破冰船公司（Atomflot）前首席执行官甚至强调了土耳其造船厂在北极地区的存在，他说：“土耳其造船厂拥有所必要的能力，并在造船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缓解了俄罗斯北极地区因重大制裁而对可持续发展项目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平衡政策，土耳其还支持乌克兰，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其标志性的Bayraktar TB2无人机，帮助他们摧毁了几个军事目标。因此，土耳其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而不是盟友。
总结
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下，非北极国家在极地科学、物流、研究以及北极航运方面的投资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虽然北极理事会为国际科学合作提供了共同基础，但活动及其附属机构的暂停对原住民，特别是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原住民产生了负面影响。除了北极研究，由于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如何预防紧急情况仍不确定。
在北极建立建设性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外交和科学的双重过程。首先，迫切需要外交调解将目前的危机转变为冻结冲突（frozen conflict），以便在该区域内继续进行科学合作。冻结冲突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在没有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结束活跃的武装冲突的情况，因为政治层面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土耳其可以承担建设性关系的调解人的角色，因为该国与两个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国际科学界也将通过再次呼吁恢复与俄罗斯的科学合作来推动这一进程。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中按照俄罗斯学者的意见编制的自然和人为放射性研究等几个重要项目有待完成。与西方国家相反，印度等亚洲国家继续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并相应地保持科学交流渠道的开放。其他非北极国家也将通过科学加强这一进程。然后，一旦达到冻结冲突的目标，就可以开始为产生解决办法进行双边对话。
作者简介：
Ebru Caymaz，土耳其Canakkale Onsekiz Mart大学的助理教授。
翻译：周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