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16年6月15日，北极研究所（the Arctic Institute）与美国安全项目（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联合举办一场午餐会议，该会议将就美国担任北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极地附近所面临的安全挑战进行讨论。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中，北极研究所（TAI）的研究者将对目前极地地区的安全合作问题进行探究，以为6月15日的讨论会做好准备。这将是我们四场安全对话中的第一场。
《丹麦外交及安全政策回顾》（Review of Denmark’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于2016年5月发布，其《行动纲要》（Executive Summary）强调，“鉴于北极地区驻军及军事活动增多，应当研究一下是否要支持建立一个北极安全政策的论坛”。该文作者，丹麦驻美国大使Peter Taksøe-Jensen并非唯一一个呼吁各北极管理机构（尤其是北极理事会）要对传统和军事安全问题进行考虑的人。早已熟悉北极问题的人都知道，北极理事会的创立文件明确将军事安全问题排除在其权限范围之外，并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其它的北极论坛能够明确地处理该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急需进行改变吗？目前北极确实存在安全框架空缺，并需要成立一个北极安全论坛（ASF）或是一个具有处理军事安全问题能力的北理会吗？一些评论文章对此表示极为赞成，相对于此，本篇评论认为，该做法可能会在北极国家间造成嫌隙，对于缓解其争端也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些争论里最为惊人的事实是，所有的呼吁都是建立在事先评论之上，即，他们都在试图解决目前并不存在的问题。由于考虑得如此长远，北极便因为没有明确的安全保障安排而备受担忧。因此，是否有必要建立北极安全论坛来维护北极和平的前景尚不明朗。由于对北极安全论坛是否有能力扮演好这样一个角色持有怀疑，本文将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同时，本文认为一个明确为解决北极安全问题而成立的论坛实际上并不能解决有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
我们可以设想， 2013年乌克兰危机形势紧急之时，如果北极理事会能够解决军事安全问题，那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现实地预料到，由于随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北理会将迅速陷入瘫痪。在各国抵制北极高官会和部长级会议等北理会高水平会议时，这也有可能发生。北理会作为北极地区的中央政治论坛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从整体上看，北极管理体制也将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北理会同时也协调着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其工作组、任务组和专家组都可为此做出例证），因此，所有非安全领域的问题也将受到影响。
如果2013年我们已经仿照现存的北极经济理事（Arctic Economic Council）会建立起北极安全理事会（Arctic Security Council），那所发生的一切将会变得不同。俄罗斯-北约理事会（Russia-NATO Council）于2014年中止，而北极安全理事会则很有可能也同北约-俄罗斯合作一样已经宣布中止。然而矛盾的是，在传统安全危机发生时，处理军事安全问题的论坛通常会事与愿违，这是因为其所处理的都是敏感政治问题，所以这些合作安排在一开始就会被取消。相比而言，低水平、非安全的合作机制更有可能存留下来，即使是在涉及安全问题的紧张形势之下它也能提供一条开放的交流渠道。
实际上，在没有明确的北极安全论坛的情况下，人们也经常认为北极管理体制运转良好，在重大安全危机之中，如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和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北极为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定期联系和交流的桥梁（在其他坛中为短期性联系和交流）。因此，通过排除安全性问题，北极理事会为其他严峻而紧张的关系建立了希望的灯塔。例如，来各北极国家的代表会在工作层面上举行定期会面，讨论并促进涉及北极环境及其人民的共同利益与考量。各国代表甚至会在高级政治层面上进行定期会面，如北极国家为移交轮值国权力而每两年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等。
如果这还不够有说服力，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具体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在评论员宣称有必要建立北极安全论坛时会经常提到。这些问题通常会涉及“过去几年中北极军事活动的扩张”，然而相关研究表示，这并不具有攻击性，我们可以从军民任务（如搜救和监测等）的增加来看待。这在一些（北极）国家属于军事基础设施领域。
此外，据称乌克兰危机（以及早先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危机）激起了对建立北极安全论坛的需求。然而，并没有相关研究能为经常宣称的乌克兰和北极间的“满溢”提供坚实证据。尽管加拿大和美国于2014年4月举办的旨在抵制北理会的（低水平）任务组会议的例子经常被引用为该满溢的证据，但其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因为出席任务组的代表并不是高层官员。其本质上只是暂时性小组，通常在某一轮值国任期内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存在（这里的任务组负责黑炭和甲烷减排的措施）。此外，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出席该会议是因为其举办地在莫斯科，而不是因为他们想破坏合作。该小组的后续会议于六个周后在赫尔辛基举办，这次，所有北极国家的代表团全部出席了该会议。
强调这次抵制事件的各种分析基本没有提及合作事例的数量之大，比如，所有北极国家都出席的工作组、任务组和专家组会议的数量；或者是由八个北极国家一致同意成立的新论坛，如2014年成立的北极经济理事会。此外，上述的任务组所起草的极为详尽的文件于2015年被采纳为《加强黑炭与甲烷减排的行动框架》（Framework for Action for Enhanced Black Carbon and 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s），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功，而这也从未被提及。
由于气候变化，以及海冰消融使北冰洋的可接触性日益增强，北极的开放性经常被引作另一项进行军事安全合作的原因。就目前来说，该项安全合作需要付出多努力仍难以捉摸（据称走私者及恐怖分子会不怕麻烦地穿过加拿大北极群岛（Canadian Arctic Archipelago）之间漫长、危险而意义不大的航线，或者从斯瓦尔巴特群岛北部出发前往北极国家以进行勒索活动，这令笔者仍然感到十分费解）。正如2009年，时任加拿大国防参谋长的Walter Natynczyk将军所说的，“如果有人要侵略加拿大的北极地区，那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救他”。
更具体来说，北极安全论坛要阻止哪些冲突呢？北极被一致认为是和平与合作的地区——这也是每个国家都想维护的事情（从所有北极国家的战略中就可以看出）。北极安全论坛不会有具体的任务或权限，它实际能做的工作也仍然不明确。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论坛会通过解决自己所制造的（以前并不存在的）问题来创造自己存在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忘记军事安全问题已经因某种原因被排除在北理会之外。另外，美国也不会同意北理会这么做，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是唯一一个支持理事会将焦点放在非安全领域的国家。因此，北极安全论坛不可能寻得所有北极国家的一致同意，而其中的许多国家也渴望保护这片具有强烈国家主权性的领域。或者说，如果支持该论坛的国家（很明显，丹麦就是如此）一直持有该想法，那其就会在目前北约所造成的分歧之外，再在北极国家之间创造出有关安全问题的另一项冲突。
重要的是，北极安全论坛极有可能将非国家成员排除在外，特别是北极的原住民，因为他们在传统上并不参与安全问题的讨论。同样的，聚焦于北理会的军事安全问题将从北极居民和原住民的需求中夺走时间和资源。对北极附近的众多居民来说，诸如环境保护、经济机会、文化遗产和健康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要更加突出。建立北极安全论坛对于消除所谓的紧张局势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在北极成员间形成分歧。
总而言之，在全球与地区迅速变化的时代，北极所面临的问题既复杂又具有挑战性，因此在具体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确实是有意义而且必要的。但是这些安全问题基本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能源，健康，传统、安全且可持续的生计，以及诸如预防民事紧急情况、提高领土意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变等安全问题。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传统安全挑战也应当在其他地方解决，此外，北极合作不应为了解决其紧张局势而受到危害。
在北极经济理事会为北极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中，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Arctic Coast Guard Forum）的发展下，以及在北极安全部队圆桌会议（Arctic Security Forces Roundtable）为搜救及人类和环境安全问题而付出更大的努力中，所有的事情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为什么要建立“北极安全论坛”这样一个既没有必要又不具备清晰功能，还可能损害北极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良好合作的组织呢？答案很简答：不！相反，我们应珍惜并保护在北理会这独特的论坛中建立起来的伟大合作，避免因呼吁处理军事安全问题而鲁莽地将理事会改革得体无完肤。尽管我们要通过认真地研究、理解具体问题来完成任务，并以合适的管理形式和论坛为依据，但我们也要对新挑战和重要的管理回应保持警觉。
作者简介：Kathrin Keil博士，北极研究所，欧洲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