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事件发生后，伴随着新国际秩序的出现，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在此过程中，中国两会(兩)就2024年中国的国内外政策方向展开讨论，这一会议从24年3月4日开始，到3月11日基本结束。通过此次两会，拥有党-国家体制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略思想得到稳固，发表了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提出了党的领导力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大背景下，相关的党-国家机关体系都进行了改组。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巩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略思想地位，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内部政治，应对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和美中战略竞争，充分展现了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同时，全国人大闭幕式后一直像惯例一样进行的国务院总理记者招待会也被取消，党和国务院的“力学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通过巩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略思想为领导，从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国家运营角度出发，对于推进和刺激内需消费，吸引外资和扩大新兴消费力量进军市场，以及进一步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放宽房地产限制及强化民生保障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也展现了政府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2025年各种挑战和危机的态度和决心。
另外，负责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GDP)约为5%左右。这背后，诸多困难和挑战重重，包括中国内部房地产发展停滞，内需不振，经济增长期待心理减弱，美中战略竞争激化，地缘政治风险扩大，全球供应网重组等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这样一来，虽然提出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但部分经济专家悲观地预测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不到5%。对此，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改变当下局面，正在努力通过环保技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等维持5%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面临着美中战略竞争激化，出口减少、内部消费不振导致的民间企业衰退等多种挑战和危机。
实际上，20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约为4.0-4.2%。这反映了2024年9月以后，中国政府从恢复内需经济和扶持政策的角度出发，开始实施放宽房地产限制、支援尖端产业投资，这种积极的经济政策也反馈带来了积极效果。另外，中国政府为了搞活停滞的内需经济，正在推进促进消费和海外出口财政支援等多种扶持政策。但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后，美中战略竞争激化，对华产品征收关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等多种外部因素和全球风险将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产生直接影响，这部分的挑战也是不容乐观的。
当然，中国政府正在持续推进经济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等举措，以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稳中求进（온중구진，穩，追求稳定增长）、"以进促稳（이진촉옥，以進促穩，通过增长促进稳定）、先立后破（선립후파，先立后破，先立后补）”三大基调为基础，将2024年-2025年的经济政策方向调整为内需经济复苏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全局政策基调。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与地方政府财政和负债问题等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代表企业恒大、碧桂园等大型房地产企业因不履行债务，而导致市场信任度急剧恶化的现象，政府正在推进放宽房地产限制和扩大贷款等措施。但当前，由于房地产过度供应问题和消费者购房心理萎缩等原因，该问题一时间尚未得到解决。同时，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20%以上。就业逐步成为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下，政府正在积极谋求机会，以刺激经济和创造工作岗位。但当前。由于人口减少，经济结构变化，人工智能(AI)和尖端技术产业结构转换，数字经济出现等综合影响，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也有部分专家分析说，这种“Peak China*”现象，短期内一时难以解决。
（*注：Peak China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达到顶点后开始走下坡路，2022年中国的出生率和经济增长率创下最低值，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中心提出的新型中国经济接近概念。）
目前，中国从经济发展大转型的角度出发，逐步意识到了发展高质量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对华经济技术制裁和压力，集中投资主要尖端技术产业领域的方针。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略核心把发展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和高质量技术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任务，集中力量谋划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为此，政府计划重点培育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战略高端新兴产业集群；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6G）、人工智能（AI）、生物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装备；推进现代高质量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预计2025年将有更多投资和政策支持。同时，为了在美国的技术霸权竞争中抢占先机，将半导体、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机、电池、宇宙航空等选定为国家重点战略产业,并通过持续的预算和研究投资(R&D)引领全世界尖端技术领域。
此前，再中国政府的持续研究开发和投资下，2024年半导体供应网领域对自身技术的依赖度大幅增加，在自立技术方面也显示出优势。预计到2025年，中国主导的尖端技术供应网网络体系将进一步扩大。并且，2025年中国从刺激内部消费和搞活数字经济的角度出发，表明了将进一步强化数字人民币(Digital Yuan)经济高度连接起来的战略性政策。因此，从宏观维度来看，下一步将推进人工智能(AI)、半导体领域与数字经济相结合，中国主导的尖端数字技术-经济领域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很大。
外交国家安全:出现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目前，中国正在强调改变对外政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而不是遵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规则为基础而搭建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以习近平领导班子为核心，为了构建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不仅与俄罗斯和印度展开积极交流，还与金砖四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合作，积极引导美国主导的规则基础国际秩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以美国为中心、以上述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因乌克兰事态而逐渐弱化。在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代，新的国际秩序核心力量正在脱离美国和西欧中心，中国也在积极表明扩大与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四国、全球南方国家更紧密的经济-安保合作的中长期对外战略构想。
中国已经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的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构想(GDI)、全球安保构想(GSI)、全球文明构想(GCI)，以相对主导的立场和姿态加快推进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建设。中方认为，美国的霸权单边主义，以及对中国施压，实施封锁政策等，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亟需强调新的多极化时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中国通过讨论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指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问题等，表现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立场。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层构想是，围绕国际秩序的方向，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同时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反中连带影响，从经济-国家安全合作的多元化角度出发，积极展开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相关讨论。事实上，习近平领导班子已然也在观察着乌克兰和中东事态，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角度出发，开始追求中方自己的认同感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并制定和强化新的国际秩序讨论（discourse power）。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之际，在新型大国关系格局中，特朗普正在进一步强调尊重与美国之间的相互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平等互利（互惠）等想法。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在相互尊重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多极化概念为基础，提出构建国际秩序的方案。 当然，部分专家认为，围绕美国主导的规则基础国际秩序，出现中国主导的替代性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很小，但乌克兰事态发生后，出现了以金砖四国为中心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中国也构想在“斗而不破（싸우나 큰 판을 깨지 않는다）”的中长期战略下，摆脱美国主导的规则基础国际秩序，推进搭建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
总的来说，从2024年开始，习近平领导层从构建以普遍性、互惠性、包容性为基础的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角度出发，加强与金砖四国(BRICS)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联合，积极展现出重整国际秩序的坚定立场。当前，中国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问题，为了削弱美元霸权，不仅要推进中俄之间的贸易，还要以与金砖四国(BRICS)、上海合作组织、南半球地区国家(Global South)的强力合作为基础，通过构建新的金砖四国(BRICS)货币等经济手段，推进脱美元化和扩大商品交易结算方式战略。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1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了第16届金砖四国(BRICS)首脑会议。此次金砖四国(BRICS)会议首次通过了包含134个协议事项的喀山共同声明。主要讨论内容包括加强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安全加强合作、增进成员国间的经济及金融合作、扩大人文-社会交流、加强与南半球地区国家(Global South)的政治和经济合作、通过指定新的十三个伙伴国家扩大外延等。同时，中国也指出了上述国际秩序的不合理问题，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少数西方国家依靠霸权一力决定全球经济-安保秩序，只反映西方国家利益，当前国际秩序便是建立在以此规则为基础的现实情况。事实上，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与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强国及金砖四国(BRICS)、南半球地区国家(Global South)的联合与合作。
众所周知，领导金砖四国(BRICS)和上海合作组织(SCO)的中国和俄罗斯齐心协力构建了21世纪新的中俄经济-安保伙伴关系，反对以美国-西欧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而加速以欧亚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重整。 2024年4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时表示，将坚持全球大小国家平等，反对少数西方国家通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垄断国际问题，中俄将齐心协力，积极推进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为此，中国在与俄罗斯紧密的战略合作基调下，以金砖四国(BRICS)和上海合作组织(SCO)等为主轴，包括南半球地区国家(Global South)，旨在成为构筑多极化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在2025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之际，2024年12月12日访问中国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议长梅德韦杰夫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与联合国(UN)、金砖四国(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等更紧密的战略沟通与合作，以构建新层次的中俄大国关系，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和内在动力。（*注：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之际，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议长梅德韦杰夫突然访问北京，通过与习近平主席的正式会谈，就进一步摆脱以美国为中心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构建真正的多极秩序等议题达成了一致。）最终，在新上台的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之后，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全球东部(Global East)，以及全球西部(Global West)之间将围绕全球主要未定话题和大国霸权，展开正式的较量和主导权竞争。
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上台，预计也会成为对习近平领导层的对外战略方向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预计美中关系也将发生直接变化。据悉，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将于2025年1月上台，考虑到特朗普首届政府类似的对华强硬政策出台，美中战略竞争很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特别是，被任命为特朗普政府第二届白宫国家安全助理的联邦众议员迈克·华尔兹12月15日表示，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安全，绝对不能容忍，并表示将向中国收取更昂贵的费用和代价。这样来看，预计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美中关系将面临更加不确定的情况。
事实上,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上台开始，中美两国矛盾和对立被称为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最恶劣的时期。其中不仅牵扯到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核心利益,还演变成前沿科技和经贸、政治-意识形态矛盾，并一度演变成“新冷战”局势。 当然，美国内部围绕对华政策，提出了承认中国的崛起为现实并积极接受、主张构建美中G2双边体制或走向共存体制的基辛格视角、以相互合作和竞争为基础主张共存体制的库尔特坎贝尔视角等一系列主张，但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全球霸权支配权，因此大举接受了强烈主张牵制和封锁中国的克罗学派的视角。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曾预测中国会因经济持续发展而接受更加开放的民主政治体制，并编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中国只重视发展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使其成为21世纪美国最强有力的挑战国和竞争国。这样一来，在完全不同的对华认知背景下，暗示了新的强硬政策。
目前，美国以印度-太平洋战略为基础，在韩美日三国安保合作、QUAD和AUKUS正式化、IP4(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北约(NATO)合作扩大等与地区同盟国及友邦国的紧密合作和互助下，正在展开全面系统，且具有战略性的对华策略。特别是，尽管高举美国优先主义旗帜的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但特朗普仍将继续维持基本的对华战略基调。 同时,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在经贸和技术领域持续占据优势，从应对中国前沿科技发展崛起的角度出发，在半导体、AI、电池等核心领域持续采取制裁和强硬措施。马尔科·卢比奥议员，作为被提名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首任国务卿，一直是在新疆、香港人权、市场问题上主张非常强硬的对华政策的代表性反华鹰派人士。事实上，鲁比奥议员在2019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导提议《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12月《新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年1月《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后,通过了对华强硬法案。2021年4月，从对华施压的角度出发，以美国民主-共和党的共同名义，由鲁比奥议员主导提出了《战略竞争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该法案也旨在敦促美国在前沿科技、经济、金融、政治外交、军事安保等所有方面有必要执行对华强硬政策。
更何况，在今年11月与美国总统选举同时举行的参众两院选举中，主张对华强硬政策的共和党占据了相当多的位置，控制和操纵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力量也大幅减弱。 这其中，特别是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新提名的主要外交-安保参谋团，大多数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出身，也是反华人士。不难判断，预计随着对华强硬政策的推进，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将进一步激化。总的来说，特朗普总统以前沿科技、粮食、关税、汇率、能源等经贸领域为中心，强调美国优先主义，暗示美中之间将很难不开展第二轮战略竞争。因此，中国对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上台并不抱太大期待，为了不因经济通商及外交安保问题等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导致相互对立或物理冲突，从危机管理应对的角度出发，中国也在调整部分对美政策，继续展开美中战略竞争。
朝鲜半岛:不确定性增加，韩中关系面临挑战
近期，随着习近平领导层的新的对外政策变化，乌克兰和中东事态以后的朝鲜半岛秩序变化也受到了直接影响。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战略核心表示，当前是鸦片战争以来，迎来的首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要摆脱以美国主导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地位，以主导者的姿态推进建设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新格局。实际上，乌克兰战争已过三年，俄罗斯已经掌握了胜机，如果2025年乌克兰战争以俄罗斯的胜利结束，那么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朝鲜半岛秩序也将发生直接变化。
当然，甚至部分专家提出，借由恢复朝俄同盟关系契机，主张中朝关系出现异常，并希望与中国主要邻国韩国、日本等建立稳定的友好关系。这样来看，朝中俄三方VS韩美日三方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虽然也反对新冷战的出现，但是随着美国国力的弱化，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是时代和历史潮流，更是大势所趋，这似乎是与上述观点相左的。但实际上，如果未能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对外战略趋势变化，为执行美国主导的规则基础而执行国际秩序，而提出正式开展韩美日三方合作、强化印度-太平洋战略、扩大对朝制裁和朝鲜人权问题、朝鲜派兵说和乌克兰杀伤性武器支援等方式处理朝鲜半岛问题，那么继朝俄和中俄关系强化之后，部分问题则可能为朝中俄三方联合局势的形成添一把火。
继2024年恢复朝俄同盟关系后，朝俄两国又加强了战略合作，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迎来新的拐点。特别是，朝俄两国通过联合声明，强调并呼应了朝鲜宣称的正当且合理的安全忧虑，提出了可以重启更加平等、友好的对话的前置条件，并强调说，对朝制裁和施压是行不通，只能通过对话和协商，宣布终战，通过构筑和平体制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同时，不仅是朝俄贸易额，朝中俄贸易额也在自然而然地增加。2024年中俄贸易额整体规模增加了30%以上，俄罗斯虽然与乌克兰发生了战争，但仍实现了约4%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并且，有预测提出，到2025年中俄间贸易额增加40%以上，实现约5%的经济增长率。 对此，早在2024年12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四国首脑会谈上，就有提出了以中俄战略联动和合作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金砖四国(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连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远东-西伯利亚、中国东北三省和朝鲜（朝鲜半岛）、北极航线开发等中长期构想。
另外，为了庆祝乌克兰战争的胜利，俄罗斯不仅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塞尔维亚总理布奇奇、斯洛伐克总理皮乔、越南国家主席朗姆、印度总理莫迪，还邀请了金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军队代表团参加2025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历史最大战胜节80周年阅兵式。这样来看，如果金正恩委员长出席俄罗斯战胜节活动，也不能排除与习近平主席、普京总统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其中难免就朝中-朝俄-朝中俄三方经济合作领域展开讨论，也会涉及到朝鲜参与金砖四国(BRICS)的相关话题。同步，俄罗斯已经拒绝参与联合国对朝制裁，中国也与过去不同，对联合国对朝制裁持批判和消极立场，预计2025年朝中、朝俄、中俄关系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最终，继乌克兰事态引发的新多极化国际秩序出现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和美中战略竞争加剧，预计2025年韩半岛局势很有可能发生动荡，因此需要努力防止国家间的相互对立和冲突。特别是，如果2025年韩国内部政治氛围流动性很高，那么预计随着国内政治话语权的变化，对朝鲜半岛局势也会产生直接影响。这样来看，如果2025年旨在打造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韩国内部政治基调，就应该推进构建所有利害当事国参与的新层面下的多方协议体。
这期间，中国一直强调朝鲜半岛政策三大基调：第一，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第二，不是“朝鲜无核化”，而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三，强调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这三大基调表明了，中国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因韩朝关系恶化而发生武力冲突的鲜明政治立场。 特别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公开场合强调，“目前全世界各地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不希望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再次强调以此作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对策，即中国提出的“双轨并进”（쌍궤병진，雙軌倂進：同时推进“无核化”和“和平协定”）和“阶段性同时进行”（即朝鲜停止核试验，各国放宽对朝鲜制裁等）。像这样，中国强调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只有对话和协商，朝鲜的安全忧虑不能靠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以合理的相互间可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中方希望摆脱对朝强硬政策一边倒的局面，和韩美日三国共同合作，寻找相互共存、合作的动力，从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为构筑朝鲜半岛和平局势做出更另一方面，中国展现出新的对外政策变化，开始与俄罗斯、金砖四国、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合作。 因此,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北韩"问题不是单纯局限于韩半岛的问题,而是与全世界国际秩序变化紧密联动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问题。
因此，韩中关系面临艰难的挑战，随着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加速出现，具有地缘政治-地境学特殊性的朝鲜半岛面临非常复杂而困难的新局面。 当然，韩国和美国既是同盟关系，又是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重要伙伴，维持友好的韩美同盟是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要考虑地缘政治、地境学的特殊性，努力使韩美同盟和韩中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均衡、稳定地发展。特别是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后，美中关系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不仅会要求韩国增加防卫费分摊额，还会要求韩国积极参与对华包围格局之中。
当然，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也有可能采取与拜登政府不同的政策，但对华政策只能在大框架下维持持续性，因此要求韩国发挥更加积极的牵制中国作用。而如果韩国赞同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寻求对华强硬政策，韩中关系将再次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困难，因此需要从更加均衡的视角和彻底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努力调整对华关系的节奏。当前，中国已经从包围中国的角度出发，密切关注着韩美日三国合作和北约联合的可能性，为了地区稳定，强调构建包容性多边主义，而不是排他性多边主义。当然，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的内外环境并不乐观，但乌克兰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影响力衰退和金砖四国(BRICS)，南半球地区国家(Global South)力量的出现被认为是新的历史性，战略性机会，韩国也需要客观地看待中国局势，制定应对习近平领导下的内外政策变化的新层面的对华战略构想。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作为邻国一起生活的韩中两国，应该客观地认识新国际秩序出现的时代变化，而不是随意处置。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构建友好的两国关系，还要为了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更具创意性的、指向性的紧密沟通和合作。
翻译：张甲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