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于2015年跨越了最北部的边界进入欧洲，骑行穿过俄罗斯和挪威之间的边界。 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北极边界早期的难民潮和北方好客传统的回忆。
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白雪皑皑的北极风光中骑自行车。有些人裸手握住车把，脚穿夏季的鞋子。
这些图片在2015年秋天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当时约有5,500人穿越最外部的申根边界，从俄罗斯到挪威寻求庇护。
自行车成为必需品的老套的理由，是俄国对通往挪威的行人交通实行了70年的禁令。挪威当局最近威胁要起诉搭载没有签证的乘客的司机。
所谓的难民危机已经成为欧洲的日常新闻话题，但南部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地中海挤满了人的北非渔船和橡皮艇成为令人熟悉的场景。这种不合法的越境形式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已经成为全球北部公众眼中难民经历的正常部分。
相比之下，在北极风景中骑行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寻求庇护者的形象突显出来。当巴尔干和东欧国家开始建造围栏以阻止移民从希腊到德国的陆路时，这些画面表现了移民和蛇头在寻找替代策略方面的创造力。或者也许，正如许多人猜想的那样，这对俄罗斯政权来说是一次威胁欧洲的机会，前者由于在乌克兰的军事干预而受到欧洲制裁。
挪威边界城市希尔克内斯市的当地人通过阅读新闻，了解到他们地区的这种新型流动性。 其中一人是穆雷特•诺德胡斯，她是一名首先对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作出回应的护士。 她开始通过Facebook收集冬天的衣服和靴子，并提供给在俄罗斯一侧的Nikkel小镇等待过境点的人们。
对于她和希尔克内斯市的其他几个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正如穆雷特所说，她有两种生活，一种是难民到达她的城镇之前，另一种生活是和难民们在一起的时间。她积极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然后与一些寻求庇护者成为朋友; 她很快就明白，温暖的衣服是不够的。 穆雷特成为对寻求庇护者不公平待遇的见证人，他们被安置在距离该镇15公里（9英里）的机场旁边的一个废弃的军营中。除了上下铺以外，他们没有互联网，200人共用两个淋浴器，他们没有空间。当地人在零下30℃（-22°F）天气中举行抗议，以表示我们的团结，“穆雷特介绍说。
此外，希尔克内斯市的市长Rune Rafaelson 公开表示他对寻求庇护者受到对待的方式感到难堪。他认为这是对北方好客传统的名声的侮辱。
北方人与奥斯陆中央政府之间的这种区别往往在与希尔克内斯市人的对话中出现。该地区的民族认同是多样、开放的。毕竟，这个镇位于土著萨米地区，人们经常提醒我们，他们已经和俄罗斯人在过境方面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在希尔克内斯市的挪威人是一种独特的身份形式。
2016年1月，挪威当局决定强行将持有效的俄罗斯签证的人遣返俄罗斯境内，当地居民再次抗议。其中三人因涉嫌妨碍警察工作而被捕，并被处以罚款。
埃里克•尼尔森之前是一名矿工，他表示，他并没有考虑到后果，而是凭直觉行事。 他把寻求庇护的人送到他的车里并把他们带到希尔克内斯市的市中心，他们在那里可以在路德教会寻求保护。最后，只有13人通过公共汽车被强制遣返并滞留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市的火车站。全球媒体的关注，人权组织的谴责，以及俄罗斯当局不愿意接受遣返的行为，使挪威的强制遣返变得不可能。
埃里克•尼尔森和穆雷特•诺德胡斯在2017年二月在北欧探险研讨会“北冰洋记忆与移民”期间，与11名学者分享了这些故事。那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控制了边界，不再有任何寻求庇护的人们骑行去希尔克内斯市。曾经是临时避难所的市政体育馆已经被当地跆拳道和手球队重新使用。 一些难民已迁往该镇，但大多数难民已被送往挪威其他地方的各种接待中心。
然而，穆雷特和埃里克继续从事难民活动。埃里克在希腊北部伊多梅尼村难民营做过两次志愿者。他们都因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奖励。
现在，当他们回顾他们一年前的经历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直接参与援助的难民改变了他们。 来自世界战争区域的信息突然变得个人化了，来自陌生人的、指责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家的陌生人的电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使他们感到非常受伤了。埃里克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他们的情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每当我经过机场，经过那些警察阻止我并勒令叙利亚家庭从我的车中出去，以便能把这些难民遣返俄罗斯的地方，我都感到害怕。”穆雷特回忆说。
什么使40多岁的护士穆雷特和矿工埃里克成为了人权活动家？穆雷特解释说，她的反应可能是从经历了二战期间对希尔克内斯市破坏的祖母的那里继承来的。德军和俄罗斯人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战斗，而德军在他们撤退时最终烧毁了所有的东西。在战斗中，3000名当地人在当地矿井的隧道里和他们的家畜一起躲藏了三个月。十一名孩子在隧道内出生。2015年冬天不是希尔克内斯市第一次欢迎难民。人们还记得1939年至1940年间，芬兰与苏联进行冬季战争的时候，芬兰人来此地寻求保护。20世纪90年代末，同一个体育馆被用来安置科索沃的难民。“我们有很悠久的保护难民的历史，”埃里克和穆雷特解释说。
2015年，当地的铁矿石公司Sydvaranger Gruve破产，埃里克失去了工作。 他是工会的一名成员，自从1906年开采矿山以来，这个工会一直是矿业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矿山动乱中，多年来他一直是工人团结运动的一分子，现在回想起来 他相信这个经历有助于塑造他对难民的回应。“我不能看到其他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不能，我必须表现出我的声援，”埃里克说。
埃里克和穆雷特的故事表明，对于陌生人的苦难的关注与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有关，与成为他们共同回忆的故事有关。
在希尔克内斯市，对骑行寻求庇护者的回应从最初的人道主义援助转向人权行动主义，发展出的团结形式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对于埃里克和穆雷特来说，为尊重人权而提供帮助或进行斗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两者共同构成一种道德性的反应。他们被从普通人中挑选出来，受到仇恨者和警察的不公正对待。不过，就这一点而言，与寻求庇护者相比，他们仍然享有特权。
北极的多民族特征和北极区域的团结历史改变了穆雷特和埃里克，他们身上产生了一种对遭受不公正的他人的同情之情——如那些被埃里克和穆雷特视为客人的人，或他们的同胞。
这个故事最初出版在Border Criminologies博客上，并得到了再版许可。
编译：王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