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对格陵兰岛的援助提议应该促使其丹麦统治者内省。
上周（发稿日2020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颁布了一项对丹麦（或更具体地说，对丹麦的领土——格陵兰岛）1210万美元的援助措施。
美国驻丹麦大使Carla Sands女士在丹麦网络日报Altinget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丹麦政府和格陵兰首府努克的当局都对美国方面的提议表现出礼貌却稍微平淡的态度。
丹麦的反对派政客与他们的丹麦大陆同胞一起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质量之一，他们对这一消息表示愤慨，其中只有一部分消息是合理的。
Sands女士文章中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首先，它几乎完全是在地缘政治的框架范围内构建的，并非出于对格陵兰人的善意和关心。
Sands女士设想过的更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北极”。从哪里获得安全？大使的文章说是从中国和俄罗斯获得，其文章也主要针对这一论点展开叙述。
正如这篇文章所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不恰当地“自称为北极国家”，考虑到“中国如何污染自己国家的土地，水和空气”，中国致力于建立与北极圈建立商业联系尤为“令人担忧”。
此文并非在讽刺中国，Sands女士的老板特朗普先生在废除全球气候科学议程和削弱本国环境保护工作方面比大多数世界领导人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
特朗普去年试图强迫丹麦将地球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出售给美国的地缘政治闹剧并未成功上演，Sands女士关于北极理事会国家之间团结一致的说法似乎更加可疑。
除了对美国更广泛意图的担忧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值得关注：格陵兰岛需要援助吗？答案是肯定的。
尽管全球发展议程一直在谈论“全球南方”，但关于全球极北地区的存在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从格陵兰一直延伸到俄罗斯部分地区和加拿大大部分北极地区的绝对贫困地区。
如果一些丹麦政客遇到突然将其主权范围内的地区归类为潜在的“援助接受者”这一事件而感到震惊或尴尬，他们确实应该这样。
美国帮助北极人民的能力令人怀疑，但是已经统治该地区的国家并没有做得更好。
从表面上看，格陵兰岛是世界上的富有地区，人均GDP为48000美元。由于它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北极和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潜在中心，美国对其汲汲以求。
不幸的是，这对格陵兰人而言似乎无关紧要。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带来了坏消息。
当前大多数北极地区所在的全球市场经济趋向于高度不平等。它既非多元化的，也非动态的。
要想将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从恶劣的环境中开采出来，这需要相对庞大的基础设施，而控制权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通常是外国跨国公司，它们的主要股东居住在遥远的南方地区。
所有基础设施都用来在北极地区开采和运输铁矿石或其他自然资源，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仍然近乎很少有甚至没有常规联系，其中大多数是土著因纽特人。
格陵兰的城镇和村庄之间没有道路相通。实际上加拿大远北地区也没有。
加拿大一家由因纽特人掌权的包机航空公司的负责人曾告诉我，我们在地图和地球仪上对北极的描绘可能具有欺骗性。
他解释说，不应将北极视为一系列广阔的陆地，而应将其视为类似于太平洋岛国那样人口稠密的群岛。
不过与太平洋地区不同，海上客运在北极并不是真正的选择。
昂贵的包机航班是进出大多数定居点的唯一途径，当地人如果能坐上飞机就很幸运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北极圈以南的大城市寻找工作或其他前景，他们往往再也不会回来。
你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回来。
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努纳武特省，超过50％的因纽特人家庭缺乏粮食安全。三分之一的孩子出身贫困。
在格陵兰，贫困率为16％，相比之下，丹麦大陆的贫困率还不到1％。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格陵兰只有5.6万人口时，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数字。
贫困以及诸如酗酒、虐待和抑郁症等相关问题与更广泛的社区联系更加密切，心理创伤成了共同的问题。
北极地区发展不足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反映在该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上。
在格陵兰，平均预期寿命为70多年，这比丹麦短10年。人们发现降低平均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自杀率后，这种差距变得更加令人沮丧。
格陵兰岛的自杀率最高，是丹麦的近十倍。如果加拿大的努纳武特单独作为一个国家，其自杀率甚至将反超格陵兰岛。
这种严峻的统计数字常常归因于北极漫长而黑暗的冬季及其恶劣的条件。
但是，格陵兰的自杀现象恰巧与20世纪全球经济模式的演变及其对格陵兰人生活方式的影响相吻合。1960年以前的自杀数字比现在低200倍。
这说明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丧失与新生活方式的缺乏之间的紧张关系。
北极的殖民化破坏了保持该地区古老生活方式完整的前景。但是，如果没有切实可靠的投资将那里的人们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那么也就没有机会充分利用现代发展。
国际发展援助总会有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格陵兰人民来说，外国强势力量许诺带来繁荣但却带来比繁荣更大的痛苦这一想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在对中国错判的羞辱之中，Sands女士确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谁真正有资格在北极地区扮演管家的角色，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丹麦的政客们当然应该问问自己是否会这样做。
Sulaiman Hakemy是《国家报》的副评论编辑。
翻译：唐鹏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