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挪威展开了一场有关渔业政治的激烈辩论。在挪威沿海和反对党的强烈反应下，议会于本周通过了一份有关渔业配额制的白皮书。上周，审计长办公室曾指出，2004-2018年期间配额制的许多变化给沿海社区带来了负面影响。
渔业是挪威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对于挪威北部的许多沿海社区来说，渔业是最重要的产业，它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加速海岸人口增长。
有关捕鱼人员、捕鱼量以及捕捞方式的规定，都是复杂配额制度的一部分。配额是一种捕鱼许可，而配额制度规定了如何分配捕鱼额度。从那些在沿海附近作业的小型渔船到在公海作业的大型远洋拖网渔船，这一制度适用于各种船只。
不断变化的配额制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配额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导致了一场斗争，一方面涉及不同船组之间配额的分配，另一方面涉及分配对沿海地区的影响。
根据《海洋资源法》，挪威当局对鱼类资源进行管理是为了实现三个主要目标：
- 可持续鱼类种群
- 社会经济效益
- 沿海社区的就业和人口
然而，这些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特别是后两者。
买卖配额
20世纪90年代至今，配额制度的适用对象已经从受船只管制的渔业(配额由船只决定)发展到配额和船只分离的渔业，配额因此得以“释放”。 换句话说，买卖配额变得更加容易，这种情况也更加频繁。
挪威渔民销售组织董事会成员保罗•詹森（Paul Jensen）今年冬天早些时候在接受High North News采访时表示，本世纪头10年，挪威出台了各种结构规定，渔民可以在船舶和不同尺寸的船组之间出售和转让配额，而无需出售船舶本身。
与此同时，配额价格飙升。
Jensen在接受High North News采访时说：“我那艘11-12米船舶的配额今天可以卖1000万挪威克朗。”
对于想做渔民或家庭妇女的年轻人来说，这反而导致了门槛过高的情况。
在过去18个月里，审计长办公室对配额制以及实行的改革进行了详细评估。审计长办公室以这种方式调研渔业政策可能十几年才出现一次。
审计长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4年至2018年期间实行的配额制带来的变化提高了渔业船队的盈利能力。
然而，既定的渔业政策原则受到了挑战，例如：
- 配额制船只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 注册渔民拥有配额的船只较少
- 渔业船队结构较单一，船只数目较少，体积较大
审计长办公室还发现：
- 配额价格的提高增加了招募新渔民的难度
- 小型船组的改变对沿海社区产生了不利影响
- 一些依赖渔业的市镇有关渔业的活动有所减少
- 在实行该配额制之前，有关部委未对配额制的若干变化进行充分评估
他们的结论是，该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对许多沿海社区的渔业活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这尤其适用于由最小船只（即小于11米的船只）组成的船组所作的改变，这些船只与陆基渔业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最小船只的流动性较低，他们在住家社区捕鱼的频率比大船只高。此外，获得原材料供应对陆基渔业也很重要。
买卖配额导致了鱼类产地的变化。
审计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与以前相比，当地的小型卸鱼设施越来越少。
配额在该制度中向上转移并最终归入远洋船队，挪威沿海渔民协会（the Norwegian Coastal Fishers’ Association）主席阿恩·佩德森（Arne Pedersen）谈到了这种现象的影响。
佩德森说：“这一发展对陆基渔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许多配额已经转移到远洋渔船。越来越多的捕获物被冷冻在更大的船上，通过冷冻站和集中冷藏库销往国外生产。挪威渔业很难获得原材料，因此受到破坏。”
他补充道:“远洋拖网渔船捕捞的鳕鱼、黑线鳕和灰鱼在总份额中所占比例接近50%，约95%的份额用于冷冻终端和国外生产。挪威的渔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有关新白皮书的斗争
长期以来，沿海地区一直有口头上的叛乱。然而，最近围绕配额的斗争愈演愈烈。2019年，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配额制度的新白皮书。
然而，许多人指出，它延续了迄今占主导地位的大部分渔业政策。
审计长办公室提交报告一周后，挪威议会提出了这一有关配额的白皮书，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
佩德森在接受High North News采访时说:“配额白皮书的结果是，挪威的捕鱼许可证最终将集中在少数有能力支付的公司手中。”他认为沿海社区是这份白皮书中的输家。
尽管执政党和进步党希望采用配额白皮书，以确保该行业的可预测性，但反对党认为，在审查和宪法常务委员会评估完审计长办公室报告之前，白皮书应该被撤回并暂停，该委员会计划在2020年秋季完成对报告的评估。
尽管如此，这份白皮书还是在5月7日本周四被国会采纳，当时执政党和进步党以微弱优势获得多数选票。
本文由High North News的Elisabeth Bergquist翻译而成。
翻译：李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