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认为，在这场正在展开的北极大博弈中，中国逐渐加强了自己在高北地区的战略利益，并被赋予了破坏者的角色。这种对中国北极战略雄心的普遍评价是恰当的，但中国的北极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本质上是混合型的。北极并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战略真空地带，中国政府正置身其中，以利用该地区的航运和资源财富。相反，它是一个具有有效治理结构和遵守商定国际法的区域。虽然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正在寻求打破全球其他地区现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但在北极问题上，中国的战略将不那么公开。
中国的混合型北极政策模式采用国家间合作、多边和环境叙事来掩盖其雄心。中国试图通过合作来掩盖其战略意图，包括努力将北极打造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使中国可以不顾明显的战略挑战在北极开展行动。
一、中国的北极利益
在考虑中国的北极权益时，现有文献往往关注北京2018年北极战略中陈述了什么（和没有陈述什么）。在这一战略中浮现出的关键观点是，中国是一个“近北极国家”。由此，北京建立了其北极“全球公域”和“领导力”的概念。通过塑造这些概念，北京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负责任的全球行为体，在维护北极地区的环境可持续性和促进属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北极域内国家——的全球公共资源（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和渔业）的获取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资源、通过“冰上丝绸之路”（Polar Silk Road）实现的全球航运多元化，以及中国军队的战略影响力，都是吸引北京投身高北地区的关键元素。
中国在北极的权益始于1925年，当时中国签署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现在的斯瓦尔巴群岛）条约（Spitsbergen Treaty）。该条约使缔约国获得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的开采权，同时同意保护斯瓦尔巴群岛不受任何军事集结的影响。2004年，中国建立了北极研究站黄河站（Yellow River Arctic research station），进一步挖掘了北极岛链的科学和研究价值，巩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此外，中国第一艘破冰船“雪龙2号”（Xue Long 2）自1999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北极考察。
2013年，中国获得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观察员身份，进一步融入北极治理生态系统。但这并没有把中国置于决策桌旁，这是因为观察员不能在北极理事会内投票或领导多边讨论。北极理事会的规则要求观察员遵守某种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以下标准：观察员必须“接受并支持《渥太华宣言》（Ottawa Declaration）中定义的北极理事会的目标”，必须“承认北极国家在北极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承认适用于北冰洋的广泛法律框架”。中国在制定2018年北极战略时显然忽略了这些要求。因此，中国可能没有也履行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的要求。虽然《北极理事会观察员手册》（Arctic Council Observer Manual for subbodies）包含了剥夺不遵守之前制定标准的观察员身份的途径，但该手册尚未被用来管理中国的北极足迹。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北极域内国家敏锐地意识到将中国拒之门外的危险，而北京方面认为这一区域属于“近中国”，具有巨大的战略利益。此外，中国可以合法进入北冰洋的公海。西方在促进和维护自由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时，不能在北极地区积极破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的原则，特别是当国际海洋规则是目前中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症结所在时，比如南海问题。
因此，北极理事会论坛的双重性本身就为其赋予了一种混合性质——与一个自信而不断扩张的中国保持合作接触和对话的渠道。毕竟，对观察员的要求之一是“展示他们在北极的利益和专业知识”，而北京无疑已经承诺要这么做。可以说，北极地缘战略的叙事存在于二元性和混合成分的背景下。这是一个既有征服又有协作、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区域，也是一个各国努力发展并保护该地区的区域。
二、中国的混合型北极战略
北京奉行的是一种混合的北极政策，这一政策在三个关键领域表现得很明显：中国的国与国之间的接触、对多边论坛的态度及其环境战略的制定。
（一）国与国之间的接触
如前所述，中国并不是北极地区的新玩家。几十年来，它在欧洲的北极地区留下了经济和研究的足迹。然而，最近人们对中俄在该地区不断升温的伙伴关系越来越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在北极的双边关系越来越被认为是北极联盟的证据。这是对两国关系现实的一个的错误评估。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能源项目上加强商业接触并不构成联盟。现实情况是双方相互不信任，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紧张局势，以及冷战中中苏分裂的余波，都是中俄关系的永恒特征。这些历史问题都将继续影响两国的战略前景，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两国的“轴心”潜力。
莫斯科和北京认为，国家没有盟友或伙伴。安全、成功的国家只寻求互利的关系。这种观点决定了中俄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交往。在北极理事会的八个成员国中，俄罗斯需要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授予中国观察员地位。在北京明确承认北极地区国家的主权并重申其对北极地区法律架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承诺的基础上，莫斯科批准了中国的成员资格和合法性。
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因入侵和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又持续入侵乌克兰而受到西方制裁，导致莫斯科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当制裁针对俄罗斯在北极的能源项目时，中国毫不犹豫地提供资金注入和海上勘探技术。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将其所有的能源安全计划都与俄罗斯的北极区联系在一起。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动力源于对能源不安全的感知。北京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能源进口的多元化，而俄罗斯的北极能源储备只是其中一个来源。中俄北极关系是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俄罗斯还没有陷入北京的债务陷阱外交，也没有在北极地区的能源项目的合资企业中过度依赖中国的资本和所有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俄罗斯一直在努力抵消中国的投资以及过度依赖能源企业的风险。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能源安全方面，俄罗斯依赖中国对北极液化天然气（LNG）的需求，但莫斯科方面一直在努力使其资金来源多样化。印度、日本、沙特阿拉伯和韩国都与俄罗斯的北极能源项目有联系。俄罗斯法律规定，虽然俄罗斯私营能源公司可以在北极地区进行开发，但它们不得向外国公司出让控股权。在俄罗斯北极地区亚马尔半岛的两个关键液化天然气项目中，中国的股份都没有占到多数份额。中国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合资企业中的份额为29.9%，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持有50.1%的股份，法国道达尔公司(Total)持有20%的股份。在“北极2号”液化天然气（Arctic-2 LNG）项目中，中国占20%，诺瓦泰克占60%，道达尔占10%，其余10%由日本财团持有。我们可以预计，位于亚马尔半岛附近的俄罗斯即将启动的北极能源项目，将吸引不同的资金来源。
中国还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互利的安排，进入北方航道（Northern Sea Route），该航道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运输时间缩短了大约一半，为中国航运节省了大量成本。然而，俄罗斯并没有给予中国使用这条路线的特权。中国船只被拒绝通行，通过的船只必须遵守俄罗斯过境法律——船只必须配有俄罗斯领航员，缴纳过境费，并且必须事先通知俄罗斯。中国正积极与其他北极国家接触，并在加拿大、格陵兰、冰岛和挪威拓展商业企业、投资计划和根深蒂固的软实力战略。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还受到极地足迹带来的声望的推动，并以其建造破冰船的能力为后盾。俄罗斯知道中国北极战略背后的理由。如果北京方面试图超越与莫斯科的协议条款，或未能履行其观察员地位承诺，无疑将刺激北极国家开展更为深化的反华合作。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合法和主权的北极安排，将标志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上限。
中俄北极关系将继续保持可预见性。这种建立在能源安全基础上的两国关系将始终是互利的——直到不再互利为止。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保持北极地区的低紧张局势，以确保作为经济动脉的北方航道不发生冲突。目前，中国似乎在“北方航道”（北京称其为“东北航道”（Northeast Passage））上谨慎行事，遵守莫斯科的规则。然而，在2017年，中国的“雪龙2号”破冰船首次穿越了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加拿大宣称这条海路是通过其内水而不是国际水域。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极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一环。显然，中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美国重新复兴所要瞄准的目标。最近华盛顿的北极战略——包括美国陆军的首个北极战略——使人们认为北京是一个在北极的大国竞争对手。华盛顿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合法的北极竞争对手，这让莫斯科感到恼火。俄罗斯一直希望避免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中国的“陪衬”，更不用说在令人垂涎的北极舞台上了。如今，俄罗斯现在发现自己作为华盛顿的对等竞争对手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了。撇开大国身份危机不谈，莫斯科可以利用这一事态发展来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与北极治理框架以及各自对北极理事会创始文件《渥太华宣言》所载原则的承诺不一致。中国在北极地区与华盛顿打交道的混合战略似乎是通过北极理事会的各种工作组进行合作，同时发展更强硬的能力，如建立自己的破冰船国产能力。
（二）多边论坛
中国的混合型北极战略正在演变的第二个领域是与多边论坛的接触。北极理事会是该地区的核心治理论坛。作为一个基于共识的北极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机制，它缺乏处理军事安全事务或产生有约束力的法律协议的授权。北极理事会不仅是一个善意的机构，还是应对北极地区特有的跨国环境和社会挑战的有效论坛。该组织的核心是促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北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事实上，尽管北极地区以外的局势紧张，但合成孔径雷达、科学研究和《海洋油污反应合作协定》（marine fuel-spill response agreements）等成就的实现，表明了北极理事会巨大的政治能力。北京对北极理事会的态度是有趣的：一方面，中国通过其工作小组成为一个积极和坚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作的）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北极战略是在其获得观察员身份5年后提出的，但没有提及北极理事会。作为观察员，北京承诺维护《渥太华宣言》中规定的北极理事会的现有使命，但在实践中和战略中，中国希望参与和塑造北极治理。
（三）环境战略
中国的北极战略在环境领导方面具有双重用途。北京寻求促进和保护北极公域，并在该地区进行环境研究。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存在、参与和增强能力。当然，科学研究促进了双重用途的能力——例如，跟踪北极冰层范围变化的卫星对于中国研究气候变化及其对极端天气事件(如中国沿海地区的洪水)的连锁反应非常重要。而且，这些极地卫星在军事应用方面也非常有价值。
虽然气候变化研究促进了中国在北极的合法性，但其战略的某些方面却否定了环境问题。2018年的战略详细概述了中国对发展北极旅游业的兴趣，但日益增长的交通、海洋燃料和北极地区的污染对环境利益来说都不是好兆头。此外，包括燃料泄漏在内的海上事故发生的几率增加，对北京的环境保护理念提出了挑战。
三、影响
混合型北极战略的演变——传统上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等北极国家——各国寻求通过竞争和合作(通常同时进行)的途径来确保自己在北极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的情况是，北极地区的利益攸关方更加迫切地追求他们在高北公域的权利。就中国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微妙地平衡北京利益的过程，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北极地区。中国的“混合型北极战略”遵循“双轨”进程，即权利意识与国家利益相平衡。
在与俄罗斯的国家间接触中，中国明确了其在北极寻求的特殊商业伙伴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性质。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上实现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拥堵的南中国海或马六甲海峡将影响中国在非洲和中东的能源进口，而这正是北方航道的可行性所在。但中国谨慎地避免以俄罗斯的北方航道为背景来阐述其雄心，而是将这条航线称为东北航道或“冰上丝绸之路”。
随着北极地区重新成为一个国际热点和大国政治的舞台，一场错误的战略辩论也在这个问题上展开。关于中俄北极关系的诸多假设，在北极政策指南和文件中、智库和媒体报道中频频出现。从表面上看，中国参与北极多边论坛是遵循该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既定秩序——从中国在北极理事会的积极观察员身份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在实践中，北京方面超越了关于其身份地位的约定，寻求在北极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同样，在环境战略方面，中国倡导保护北极原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它寻求扩大航运路线和增加该地区的极地旅游。此外，中国在几个关键的北极资源和矿产项目中拥有所有权，并正在积极关注更多的项目。
中国北极战略的混合性质的具体情况是复杂的，但有必要以这种方式考虑正在崛起的北极大国政治。接受大国政治回归北极很容易，但认识到北极的地缘战略竞争正在演变，始终处于“灰色地带”，这似乎是许多人难以做到的。如果不从真正的混合性质上把握中国（或俄罗斯或美国）的北极战略，而选择将其定义为“良性的”或“激进的”都是过于简单的，这将给地区现实蒙上阴影。的确，中国的混合型北极政策模式值得借鉴。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预料自信的国家利用合作、多边和环境叙事来掩饰野心和利益。当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二战后构建的自由民主、基于规则的秩序深谙混合战略，以实现西方利益。也许这是北极地区利益相关者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不否认中国在该地区合法权利的情况下，在北极地区对中国进行框定？这个问题无疑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成为北极问题的焦点。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布坎南（Elizabeth Buchanan）博士是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的战略研究讲师，负责澳大利亚战争学院的国防和战略研究课程。她是美国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现代战争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的非常驻研究员，也是现代战争研究所极地安全研究计划(Polar Security Research initiative)6633项目的首任联席主任。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获得俄罗斯北极战略博士学位。她曾是北约防务学院（NATO Defense College）的客座海事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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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高飞